所谓的康乾盛世，真的是康乾盛世吗？

如果横向比较，长达134年的“康乾盛世”确实是大清的盛世；但是纵向比较，却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因为对照盛世标准衡量， “康乾盛世”怕是连一条都难以满足。

所谓“盛世”，是指一个国家内政外交均有建树时的状况。即：

内政：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思想活跃，文化昌盛等。

外交：军事强大，贸易繁荣，影响深远等。

这些指标对于汉唐时期的盛世来说，达标率应该在100%。如果比照 “康乾盛世”时期的内政外交状况，当不难发现“康乾盛世”就是一个在“文字狱”下打造的盛世假象。

军事没落无法想象

皇太子时期的嘉庆帝，常随乾隆皇帝阅兵，见军队：“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乾隆为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2万人的苗族部落，动用兵力达60万，历时31年，耗钱更是高达7000万钱，而且大将云骑尉温福战死。

可能许多人都曾记的《还珠格格3》中，清军征讨缅甸时，额驸福尔康被缅军所俘。这些，虽然只是影视剧中的剧情，但和现实中的清军战力相差无几。

1762年，缅甸木邦土司率2000杂牌军，就敢入侵大清的孟定和耿马，并且烧杀抢掠。因此，乾隆大怒，决定对小小的缅甸给予惩戒。结果，清军四次征讨缅甸，皆以失败而告终。

1762年冬至1765年10月，新任云贵总督刘藻接到乾隆命令后，立即率领9千绿营对缅甸实施反击，扬言“穷力追擒，捣其巢穴”。战果，损失数百，车里（今西双版纳）反被缅甸军所占据，兵锋直逼内地思茅。乾隆大怒，将刘藻革职，其不久羞愤自尽。

1766年3月至1767年3月，大学士杨应琚接任云贵总督，向缅甸各土司发檄文，号称“调兵五十万，大炮千樽”，实际率2.2万绿营官兵（云南绿营总兵力4万）向缅甸进军，以威慑缅甸叛军。战果，征战一年之久，战死1899人，病故3708人，而且战场一直处于中国的内地。对此，杨应琚反而谎报战功“歼敌万人”，被乾隆查实后，先后将总兵李时升、朱仑逮和总督杨应琚逮捕进京赐死。

1767年4月至1768年1月，乾隆特调平定新疆悍将伊犁将军明瑞，率领1.7万（其中满州兵2千）为南路大军，由木邦经锡箔直捣阿瓦；令参赞大臣额尔登额率8千兵（内满洲兵九百余）为北路兵，出铁壁关经新街进取猛密，再南下与明瑞会师阿瓦。战果，道府衔杨重英以下多人被俘，总兵胡大猷、胡邦佐等战死，领队大臣扎位丰阿中枪阵亡，前锋参领观音保以最后一支箭自杀，主将明瑞身受重伤后自缢，仅有总兵哈国兴、常青以下万余官兵突围回到宛项。当时，参赞大臣额尔登额以军弱为由不敢救援。此战，令乾隆惊恐震怒，将额尔登额捉拿进京处以磔刑，云南提督谭三格处斩。

1768年4月至11月，清军出兵3.1万对缅作战。战果，仅存1.3万，理由大多病死，总兵吴士胜、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先后病死，清军统帅傅恒染病卧床。最终，双方前线将领在未得到各自最高统治者指令的情况下，自行停战议和。16日，清缅双方正式签订停战议和协议。

此战耗时6年之久，花费911万两白银。最令人叹息的是，当有人提出缅甸之胜在于火器，我们也应该改革武器，但是乾隆却以：“骑射为本”予以拒绝。

如此战力，岂能和汉唐盛世相提并论。无怪乎有人讲，大清养的绿营兵，就是为了镇压国内百姓准备的。

其实，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军的战力已经大不如前，最终还是依靠绿营的战力。

1792年，英国的乔治·马戛尔尼访华团来到大清，当使团到达镇江时，清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军演欢迎仪式。乾隆本来是想展示一下大清的强大军威，结果当马戛尔尼看到清朝军队尽皆装备的是落后的弓、箭、戟、矛、剑等冷兵器时，摇头自语：“中国社会已经被卡住无法前进”、 “它的繁荣已经结束”、“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

科学技术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康乾时期，相对于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逐渐进入中国。

1792年，马戛尔尼访华期间，就想通过展示最先进的科技来赢得中国的好感，进而达成外交目的。为此，他将天球仪、西洋船模型、西瓜大炮、地球仪、铜炮、各种自行火炮、望远镜等29种科技成果送给乾隆， 还有英国最新研发的蒸汽机、织布机、棉纺机等。为进一步体现自行火炮的威力，他还带来了炮兵卫队，进行新式武器操练表演。

放到后世，这些知识产权用钱都难以买到，而英国为了建交，竟然将这些科技成果送上门来。但是，清廷大臣们反应冷淡，福康安竟然进行拒绝：“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最终，这些礼物变成了普通的“贡品”、“奇巧”收藏，并且断绝了外交要求。

此外，中国本就有制造巨型帆船的水平，可用于出海远洋。但是，康乾时期，当世界各国航海业突飞猛进之时，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从而，使中国的航海科技停止不前，自然也阻碍了对外的商业贸易。

经济发展滞后

工业经济：康乾时期，人口数量确实数倍于明末，但是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依旧未能达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左右，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商业经济：康乾时期，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将工商视为“末业”，规定棉桑等经济作物只能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 同时，清廷规定：“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由此可见，当时对工商业的压制是多么的厉害。

农业经济：与明末相比，虽然康乾时期的粮食产量得到了明显的增加，但是百姓的贫困却是触目惊心。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有使团成员将一些死猪死鸡丢进海中，但是中国人看见后，便会不要命地跳进海中捞取，即使是残羹剩饭。

当时，马戛尔尼算了一笔帐，英国的普通农户，除掉生活所需，一年还可节余11英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中国的中等农户全年收入不超32两，支出却是35两，等于辛苦一年负债3两。

所以，一旦遭遇灾害，普通人家就剩卖儿卖女一途。为此，徐州籍状元李蟋写下一首《流民叹》：

卖儿博一饱，欲食那得食？最苦是生离，死别亦顷刻。山东礼仪乡，宁死不为贼。青齐九点烟，忽化为鬼国！

但是，康乾盛世的上层社会生活却是极为豪奢，每天吃数顿，每顿数道荤肴。反观普通农民，尽皆吃糠咽菜。因此，马戛尔尼说中国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而贫寒人家的房子大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基本看不到中等人家的房子。

思想禁锢，文化岂能昌盛

康乾时期，对于危及清朝统治的思想萌牙，便以文字狱的方式进行处置，仅乾隆年间发生的文字狱就多达130件。可以说，完全用血腥手段，强行禁锢人们的思想，彻底扼杀国人积极进取精神，更谈不上深远影响之说。

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1780年7月5日，广西布政使朱椿打算前去桂林城外郊游，当官轿刚出胡同，路边闪出一位老头，颤巍巍跪于道旁，高举文书。朱椿令人接过，见文书封面提有“策书”两字，也就是一份建言献策书。打开一看，端楷正书，建议5条，就不逐一列举了。结果，这个叫吴英的老头竟然被清廷判处凌迟之刑，家人一律发配为奴。

因此，鲁迅、朱鸿等学者怀疑康乾盛世完全就是“文字狱”吹出来的。同时，鲁迅对康乾时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四库全书》多次发表批判言论，如：大量删减、篡改古书内容等。后来，张宏杰对康乾盛世还专门出版了一本书，称其为《饥饿的盛世》。

综上所述，足以证明“康乾盛世”只是表象下的盛世，也可以说是清廷的盛世，而非真正的中华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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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就是个笑话，提问者也就是自己树靶子自己打，实在是可笑的很。

首先要确定盛世的概念，一般来说，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内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增加，这叫治世。而盛世在此基础上，还要有武功和文治这两条。

好了，那么先说说民生，民生是对经济最直观的反应。马嘎尔尼使团的成员约翰·巴罗斯以及亨利·艾利斯都认为，在乾隆时代末期中国仍然是繁荣富庶的。美国汉学家彭慕兰认为，18世纪的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并不比英国城市平民差。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观点和彭慕兰相似，即18世纪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并不比欧洲差。

这是因为彭慕兰认为，古典中国是一个农业帝国，农业人口占了整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所以中国人口结构和欧洲存在极大的差异，因为欧洲，尤其是英国，城市平民占了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要比较生活质量也应该拿中国农村人口和欧洲城市平民相比，而不是拿欧洲的城市平民和英国的城市平民相比。

如果康乾盛世是假象，那么蒲松龄笔下这幅家给人足的景象是怎么回事。你也可以认为蒲松龄的说法是夸大，但是如果蒲松龄没有亲眼见过，是如何把这幅景象描述的如此生动。当然，不仅仅是山东一省，清代很多地方志都记载这一时期老百姓生活水平相较之前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长江下游，也就是江南地区出现了新的奢华的标准。

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因而亩产率提高。第二，解放农奴和依附农，使其成为自耕或者佃农。明朝富户大量蓄奴，这也是明末清初江南奴变的重要原因。第三，鼓励开垦，调动老百姓劳动积极性。康熙年间将废藩田产分给百姓耕种，并将因战争抛荒的土地分给百姓，老百姓有了土地，劳动积极性自然就上来了。清代中期出现人口爆炸，乾隆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除了推广高产作物之外，只能鼓励开垦荒地，并规定新开垦的土地永不升课。

第四、调整税收政策，对税收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革。这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废除人头税，也就是摊丁入亩。人头税，即丁税，是历朝历代为了稳固税源，都采取收取丁税这一当时来控制人口流动，很多老百姓为了逃避丁税都把男子谎报成女人。清朝废除丁税，将其摊入田赋之中，这标志清朝放弃通过控制人口流动来稳固税源。也就是所谓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第二，官绅一体纳粮。这主要是废除士绅不上税不纳粮的特权，所有的税收从田产里收，谁家的田产多谁家就多交税，谁家的田产少谁就少缴税。

第五，鼓励商业发展。清朝的商品经济非常发达，这主要在于清朝废除工匠的匠籍以及放宽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要不然清朝工商业发展也不会有市场化。同时，规模庞大的海外贸易也为清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清朝鼎盛时期仅粤海关的贸易值就达到了每年一千多万两白银，乾隆年间沿海四个海关的海外贸易值则达到了3600多万两白银。所以嘛，商品经济的发达带来的好处就是朝廷可以获得大量的商业税，因此清朝的田赋税率也非常低，仅在2%到4%这一区间。

所以，清朝这五条腿走道的玩法是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每年财政收入四千多万两白银，国库存银六七千万两白银，历朝历代也没这么富过。所以康熙和乾隆有底气大规模蠲免赋税，康熙蠲免赋税总额在一亿两以上，乾隆则高达两亿两白银以上，这还是不完全统计，因为雍正、嘉庆等君主的蠲免我还没统计过。同时代的王庆云曾经热情讴歌清代诸帝的蠲免：

本朝丁田赋役素轻，二百余年以来，未尝增及铢黍，而诏书停放，动至数千百万，敛从其薄，施从其厚，所以上培国本，下恤民依，岂唐、宋以来，所可同年而语？

清末黄尊宪也给与了积极评价：

上稽百世以上。旁考四海以外，未有如我大清之轻赋者

即便是进入民国，在一片对清朝进行算盘否定的逆流当中，也有一位云南老者客观的评价清朝田赋：

清代田赋，征率极轻，名虽本诸古代什一之征，实则不及百分之五。全国田赋征率，在比较上，三江、两湖较重，若西南各省，实只征至二十分之一也。云南田赋更轻而又轻，吾家有田十亩，年仅纳一两二三钱银，尚是包括一切附征款项及平色票费种种陋规在内。与今之征实、征购、征借等项合并其数而相较，实有霄壤之殊。

而且，康乾盛世另一个有力证明就是当时的人口老龄化。康熙二十五年，全国的年满八十的长寿老人已经接近17万人，九十以上的老人接近万人，百岁以上21人。当然，这不可能是完全统计，因为过去没现在这么完备的户籍系统以及人口普查，必然存在漏报的现象。而且，老人不满八十已经不算长寿，不需要上报朝廷，因为实在是太多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此众多的长寿老人，又何尝不是民生向好的有力证明。

因此，在此基础上清朝才能大规模开疆拓土，因为清朝开疆拓土以及改土归流的战争所需要的军费都是建立在国库存银的基础上，不用对老百姓横征暴敛。所以，在此基础上清朝平了台湾，从沙俄手里夺走了黑龙江流域，降服了外蒙古，收了青海西藏，灭了准噶尔，打服了越南和缅甸，还帮助郑信复国，同时也对境内不少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虽然过程有些磕磕绊绊，但是结局堪称完美。但是，一时的军事征服并不能说明什么，能够建立稳固的统治才是真正的征服。清朝在征服边疆区之后，立即采取措施来全方位控制边疆区，这一点@李子木沆 在他的文章中详细阐述过清代如何统治边疆区的，我就不赘述了，我就引用一下谭其骧先生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的阐述：

17世纪、18世纪清朝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统一，这决不是单纯的由于那时的清朝在军事上很强，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所能够做到的。单纯的、一时军事上的胜利和军事征服要是没有社会、经济基础来维持的话，统一是不能持久的。

至于清朝开疆拓土是什么样的意义，我就引用一下《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的清史读本》当中的评价：

“今日中国的版图疆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即使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问题也大都是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的。”这还是新修清史的立意，清史权威戴逸说：“如果没有康雍乾盛世期间的统一大业，中国就没有现在的版图，更就谈不上现在的统一。而且那时候不统一，中国将是一盘散沙，在近现代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后势必分崩离析”。

也正因如此，清朝才能打下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谭其骧先生提出，中国的历史范围应该以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疆域为准，而且谭其骧先生的观点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与接受。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笔历史财富。而且，疆域是武功的绝佳体现，清代如此大规模开疆拓土并实际控制，历朝历代有几个能做到？

至于文化发展，清代比较宽松的社会氛围给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基础，你只要不反清也不会朝廷迫害。比较典型的就是戴震、袁枚这两个异端，不仅没被迫害还名震一时，戴震还被乾隆赐同进士出身。而且，清代即便是君主发动的文字狱，不仅数量少，也基本都是夸大处理。而且，清代学术发展求实不浮夸，主张经世致用，多了许多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虽然没有建立新的道德体系，但是对旧礼教的批判依然是巨大的进步，堪称思想解放的前夜。也正因于此，梁启超才会称赞清代学术发展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先生也有相同的观点，认为清朝的辑轶学抢救古书以及汉学家对于古书做出注释，使人们能够更好的阅读古书，其意义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所以，综合民生、武功、文治三个方面来看，我不认为康乾盛世有什么水分，是实实在在的盛世。

那么，应该如何来评价康乾盛世？毫不客气的说，18世纪的古典中国没有比康乾盛世更好的选择，因为清朝已经达到了古典王朝的极致。因为古典中国主要经济生产方式就是原始的种植业以及手工业，简单点说就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本身就是封闭的象征，在此基础上不会有任何突破。清朝在此基础上，把人口、疆域都发展到了极致，极大的拓展了中国的战略空间，这不是顶峰还能是什么。更何况，小农经济在今天依然能在这个国家找到遗存。

所以，否定康乾盛世得行为本身就是愚蠢，更何况我没见过哪个历史学者否定康乾盛世。

全文完

是否为盛世，看如何定义盛世的含义。

如果从领土面积和人口来定义的话，那称为盛世毫无争议，但如果从人们生活的富足程度，社会环境来定义，是否为“盛世”就有一番争论了。

康乾盛世指的的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康乾盛世时期的大清帝王达到鼎盛时期，不仅抵御了沙俄的侵略，更是收复新疆，平叛西藏动乱，消灭准噶尔汗国，收复台湾，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领土辽阔的时期，统治的疆域面积仅次于蒙元。在这100多年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不过，也就是在这所谓的康乾盛世，中国失去的，远比得到的还要多。

闭关锁国制度彻彻底底隔绝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也进一步使得中国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其影响持续到现在都未断绝。

此外，这三位“有为”的帝王大兴文字狱，尤其是雍正和乾隆时期，整个帝国上下的文化思想万籁俱寂，凡是有点骨气的知识分子都被杀头。导致统治者乾纲独断，而官员人人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腐朽的官僚制度使得整个帝国失去了生机。

乾隆登基后，由于康熙和雍正在知识分子中的口碑十分差，在其执政前10年的时间中，几乎没有特别重大的文字狱发生后。接下来要提到的件事，成了转折点。

卢鲁生和刘时达为了阻止乾隆皇帝劳民伤财的南巡，伪造了一份孙嘉淦指责高宗的奏稿，乾隆下令彻查，却发现自己的南巡确实是不得人心的，变草草结案，将卢鲁生和刘时达被全家处斩。乾隆认为这是反清知识分子有意所为，开始大兴文字狱。

乾隆二十年，为了打击鄂尔泰的势力，乾隆皇帝特地将大学士胡中藻的《坚磨生诗抄》中的 “一把心肠论浊清”摘出，并指出文中称“清”为“浊清”居心不良，恶意诋毁，下令将胡中藻斩首。

乾隆还摘出已经死去多年的诗人徐骏的《一柱楼诗》。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和“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

乾隆认为“清风”指的是清王朝，而“壶儿”便是骂自己为“胡儿”，这首诗是在诽谤皇帝，诽谤政府，嘲讽满人没文化。于是下令将徐骏剖棺焚尸，徐骏的子孙后人全部被斩首。

关于“康乾盛世”，有很多争议，我来简单聊一聊。

认为这个时期当得起盛世的观点，是认为清朝由清初的人口锐减、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的状态，发展成了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大一统的王朝。户部右侍郎于敏中称颂乾隆皇帝云：“觐光扬烈，继祖宗未竟之宏规，铄古凌今，觐史册罕逢之盛世。”乾隆自己也得意洋洋的说过：“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国家势当全盛。”也就是说，君臣一致认为大清国发展到了顶峰。

但是，在后世史学研究者换了一个视角，进行横向比较之后，发现这个时期有很多弊病。

为了维持“全盛”的局面，持盈保泰，乾隆认为“始之以武，终之以文”，上马了一批“文化工程”，比如编纂《四库全书》，然而在编纂过程中，销毁了很多“违碍书籍”。

在康雍乾时期，尤其是乾隆时期，文字狱迭兴，用高压手段钳制士人的思想。文字狱一经成立，就意味着抄家灭门。数十年后，龚自珍还说“避席畏闻文字狱”。文字狱扼杀了有生机的思想，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因而缺乏人才，这也是清朝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代前期，尤其是乾隆时，对外推行闭关政策。从经济角度看，闭关政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物，如乾隆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清统治者惧怕外国人和汉人交往，会支持汉人反抗。

由于实行闭关政策，使得统治者昧于世界大势，固步自封，其后果便是愚昧，对世界大势毫无了解又一派妄言。比利时人南怀仁在清初来到中国，著有《坤舆图说》介绍世界各国，《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竟说此书是《神异经》之类的无稽之谈。

当清朝认为自己处于“盛世”的时候，英国正在工业革命。乾隆退位之后的第二年（1795），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这一点，在张宏杰老师《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一书中，有详尽的论述。

借用张宏杰老师著作中的一段话作为总结：

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期的成就。